中国的信仰者

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这一天,小跳所在的实习公司凤凰网充满欢乐~大早晨风尘仆仆到公司,小跳意外收到一盒装帧精致的棒棒糖,再看周围,人手一盒,大家心情极好。中午小跳同几位同事吃过饭,照常到人定湖公园散步,一位男同事突发奇想从湖面撬起一块巨厚巨大的冰片,让小跳站在冰片上,两位同事一人拽着小跳的一边手臂,同时向前猛跑,小跳就站在冰片上向前风一样地滑动,非常刺激!一点半回到办公室,后知后觉地发现人事部正发起一场抢零食活动,于是各人带着自己的工具,纸箱子,围裙,塑料袋,硬纸板……在铃响后冲进会议室扫荡那铺满桌面的蛋糕、香蕉、橘子、仙贝、雪饼、可乐……主编感嚼亲自上阵扫荡有损形象,于是在旁鼓励下属多抢一点(然后分给他,哈哈)。胜利后大家分过零食,开始一阵不分老幼地吃喝吹牛,至两点,刚准备干活,又收到高层的指示——今日三点下班!大家热议一阵,说说笑笑,三点到了!

跑题跑的有点儿远。小跳对于忽然而至的假时没有准备,赶紧琢磨下面搞什么节目。正好一位基督徒师弟邀请前往教堂观赏唱诗班演出,小跳欣然答应同往。小跳抱着很高的期待参加宗教活动,想象中,教堂是宁静的、庄严的、神圣的,唱诗班歌曲应是非常美好的。从前听过泉南堂的《云上太阳》《天堂在我心》等,无论词曲都是绝唱。来到海淀教堂,发现门外果然秩序井然,大家依次排队入场。许多志愿者大妈戴着红红的圣诞帽笑脸相迎,“圣诞快乐!欢迎你!”

进到教堂里,感觉像进到电影院,偌大的教堂只有最后几排余座,此时距离演出开始仍有半小时。教堂里一片喧哗,放眼望去又是大妈们的面孔,她们热心地互相打招呼,高声应和着彼此,兴奋地聊着天,把我们一群年轻人反衬得十分文静。不知过了多久,礼堂安静下来,唱诗班的表演终于渐渐开始。身着白色长裙的、身材婀娜的……大妈们(又是大妈!)每人举着一只烛光闪闪的玻璃杯走上舞台,一位大爷在钢琴前坐定,演出缓缓开始。那一瞬间,我疑心自己观看的是夕阳红合唱表演。旋律响起,那是一首首赞美耶稣的中文歌曲,简单的旋律和着直白的歌词,每一首都是吟诵耶稣的伟岸。身边的大妈们跟着高声和唱,表情十分投入。我终于感觉无趣和不能忍受,愤然离场。

行文至此,如果你以为这是一篇讨伐基督教的文字,那你必是错了。

回来以后我开始琢磨,为神马教堂里遍地是大妈?终于顿悟:她们闲的。多年前在党的号召下,大妈们坚信自己是螺丝钉,哪里需要钉哪里,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壮年。如今一朝退役,螺丝钉们不甘寂寞,希望有聚会的场所、聚会的理由、聚会的动力。原来大妈们的诉求如此单纯,即拥有一个集体,朋友们常聚在一起,分享生活,用生命的余热互相照耀取暖。

有文艺细胞的大妈大爷,无论风霜雨雪,夜夜聚集公园,歌舞升平。身强体壮的大妈大爷,参加骑行俱乐部去了,蹬着单车丈量祖国大地。逻辑思维超强、牌技卓越的大妈大爷,则在麻将室里推杯换盏,乐此不疲。还有个别二逼大妈大爷,成日挑逗家庭内部矛盾,因为家庭就是他的集体,他的天堂。余下的普通大妈大爷,往何处去?一位大妈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偶然路过教堂去问询上帝,倏然发现教堂是个好地方!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教堂成为普通大妈大爷相聚的天地。

不仅基督教的壮大过程如此,细想起来,我的故乡,我的母亲,何尝不是如此踏上佛教大山的普通大妈!退休以后,每月逢初一、十五,我妈就与众亲友同去爬山,一路聊天说笑,好不快活。到山顶,各自为家庭祈祷烧香,之后再散着步一起回家。大妈大爷们非不信耶稣、观音,但也非全信,更多的是借此由头,享受集体活动带来的温暖。女人尤其如此,女人特别需要陪伴和分享。如此比较,信仰倒在其次了。

后来我与那天同去教堂的一位男生聊天,我问他你可有信仰?他犹豫半天,似有似无地回答,也许有。他告诉我,从上小学起,每逢初一十五,他就同家人同往武当山朝圣,这个行为不曾间断,一直到高中毕业。小时候他不能理解,但年岁渐长,他渐渐相信,真武大帝是存在的。即使后来走出家园赴外地上学,每逢遇到困难和挫折,他还是会在心中默默祈求真武大帝帮他度过难关。他自己说,虽不是十分信仰,但真武大帝就是他生命中的正能量,给予他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他也认为真武大帝对武当山一带的民风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他的家乡民风淳朴,因为乡民们都深信“人在做,天在看”。我猛然发现,信仰里头,原来还有对世界公正的诉求,尤其当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给不了民众充分公平的时候。

相比之下我的朝佛显得充满私欲。以前常听说“临时抱佛脚”,我就是此等人。考研前,每晚默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找工作时,又多次前往卧佛寺、雍和宫、妙峰山、红螺寺朝圣。其实各处的信仰不尽相同,仅五台山一处,不同台所在庙堂信奉的宗派都大相径庭。但我相信年轻人里如我一般的不在少数。归其原因,欲望太强烈,竞争太残酷,保障太落后,社会期待太高。

原来我们的信仰如此不单纯,充满着对集体的向往,对公正的诉求,对私欲的追寻。但细想,宗教的起源难道就单纯么?

 

从逃离科研说起

这几日有个被国内媒体炒的十分火热的事儿引起了小跳的注意,事情是这样的:一位中科院博士生,据说是非常优秀的博士生,在国际顶级科研杂志发表过paper的一个年轻人,在导师对他寄予厚望满以为他会出国做博后将来大有可为的时候,忽然签约了北京十一学校,准备去中学教书了。导师非常失望,发动周边许多老院士、同事、学生反复劝说这位学生,都无果,无奈之下导师在科学网写了一篇长博《昨夜无眠》,讲述了这个事儿。后来学生在人人网做了回应《我为什么逃离科研》,一再强调自己的导师是位好导师,但自己感到疲惫了,同时不喜欢国内的学术氛围。两篇文章后面都有很多跟帖,不乏神帖。

我上人人搜了一番,发现这位赵寅同学心理承受力非常强大,从他的状态看来,他在最近这场风波面前岿然不动,好像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真是难能可贵。我今天与中科院一位老友聊天提及这个话题,老友说在中科院里读到博士毕业回家乡中学教书的优秀毕业生大有人在,他们大多是看破了“科研”,希望过回人性的、温情的、轻松的生活,很多人也不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所以选择了离开,赵寅这个选择实在不能算是个案。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尽管赵寅同学一再强调程代展老师是位好导师,我还是认为程导师太需要反省了。梁启超说李鸿章是“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国民”,我觉得程导就是“只知有学术而不知有学生”。长期以来他的话语霸权让学生没法开口谈自己的理想、自己希望的未来生活,他只懂鞭策却不懂得倾听。如果我们的导师都只传授知识技能而不懂倾听学生的内心,实在与一位工匠无异。

赵寅同学在人人网和朋友互动时说,“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处在毕业季的我对此有深切的共鸣。导师在明知学生不愿从事科研的前提下依然不让学生出外实习,他怎么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规划?相信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没有去尝试一份工作,你很难判断这份工作究竟是怎样的、你是否适合它、做起来是否能开心。偏偏我们现在的体制,青年人一旦在拥有应届生身份时没有选择进入一个行当,比如教师、电视台编导等,以后就几乎不可能再从事这个工作了。学生的理想谁去倾听?职业生涯规划谁去指导?

赵寅是幸运的,幸运在于,他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不愿意做什么了。太多太多自幼学习优异的青年都处于这样的陷阱中,仿佛一朝优秀,就必须永远优秀,一旦你甘于平凡,就会被周围人当成“仲永”去叹息。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不停鞭策青年人要努力学习,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却从未考虑过当一个人在成就上真的异于常人的时候,他的灵魂也已经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我是那种逢生病就要请假休息的孩子,研究生期间有好几次,同学劝我说,你换个理由吧,老师都不爱听了,你每次都说身体不舒服!我心里真是无比困惑,机器失灵了都要停下来整修一下,何况我一大活人?扛着病去上课,莫说对我自己来讲效率不会高,反而增加痛苦,且病痛容易加重,对其他同学来说,也不是正能量,也是一种负担。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文化开始鼓励我们变态一样地读书?

只想对自己、对所有毕业季困惑的同学说,不必在乎他人的感受,请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免费的午餐

从家里出发赴学校自习,猛然发现整条大街尽是学校建校75周年的大旗迎风招展着,像极了电视剧《三国》里出征队伍的一面面军旗。军旗上赫然书写着“引领明天的聚会”、“盛大的party”一类字眼。遗憾的是,作为在读的学生,我毫无荣耀感,心头被一种莫名的烦躁和空虚占领。

进入校园,更是被眼前从未出现过的盛世景象吓到。学校策划了各类活动,免费领取校庆蛋糕、免费午餐、电子音乐节、音乐会、老电影播放、体育节、社团联合狂欢节……遍地是人,听说全校本科生都被动员起来做校友一对一接待了。

此前两三个月,学校宛如一片大工地,夜半三点还是隆隆的分不清是卡车还是机器搅动的巨响。整座学校灰蒙蒙的,所有的草地都被遮蔽起来了,咖啡厅、独立书店,甚至连球场这难得有些生气的地方,都被围住了。三日不来校,是如隔三秋,今日猛然发现,装潢一新的咖啡厅不知何时重新营业了,篮球场被刷上了光亮的红绿彩漆,一看就是外行组织漆的,虽光滑却更容易致伤。
正常的一日三餐都被更改了。我想在中区餐厅买份儿平日里常吃的茶叶蛋和绿豆粥做早饭,却被通知今日豆浆、各种粥品都不供应,只有昂贵的蒸饺、小笼包和紫菜蛋花汤。学校给学生们发放了免费午餐券,12:40开始提供午餐。

一路从餐厅到教室,彩旗飘飘,人头攒动。一处处露天的高台,挂满了聚光灯,大约是为晚上的各种狂欢准备的。绿草坪终于脱去灰色的遮蔽物,显摆在日光之下,一片繁茂景象。体育馆前是一整列一人高的鸽笼,里面的白鸽灰鸽们局促地挤在一起,相互碰撞。广场是大把大把戴着红领巾的人群,高谈阔论着,广场的角落里一个孩子孤零零地坐在地上,张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等我到达每日自习的教室,两个学生正在轰满满一教室的自习学生,说是校方申请了这间教室作为今日接待之用。于是双方发生了争吵,最后主管的学生在黑板上写上“今日为校庆,特借用此教室一日。事先没有通知学生,表示抱歉”,自习学生们撤出。我们到转角的那间还有空位的教室坐下,外头人声鼎沸,我想将教室的窗户合上,竟然发现窗户的把手因牵着高挂在楼上面的条幅而不能被关上……

鼎沸之声无孔不入,伴随始终。我忍不住会想,一年之后当我离开校园,当我反思这所学校给我的一切,我会怀有怎样的感情?学校图书馆为了赶着与某年两会同时绽放,提前对学生开放,图书馆里满是刺鼻的油漆味,久久都没有散去。每次有领导前来,很多大部头的“全集”类作品就被重新放置到领导的接待室去,动辄难以借阅。每次国际学术会议,国际专家们的午餐晚餐基本是人均200甚至更高的标准,连班里最老实的学生都会抱怨,学校如此富裕为何从未请学生吃过一顿饭?

终于,这一顿免费的午餐来了。虽然有点晚,总是等到了。然而《红楼梦》给我们有一项启示是,繁华和幻灭往往是相继发生的。不想那么多了,先去享用这顿免费的午餐吧。

 

 

泰晤士河畔

昨天,他失败了。

我觉得这件事就像一个全国知名的大夫,有一场难度系数很高的手术只有他能做,但他提出自己的视力不太好,看不清,担心手术失败,于是想拒绝手术。那个等待被拯救的人说,我可以给你们医院盖一栋新楼,给所有大夫发一个月的福利,给救活我的大夫本人一笔丰厚的奖金。有的药商和仪器生产商也激动了,承诺如果手术成功,他们愿意赠送一些昂贵的仪器给医院。这时候大夫沉默了。他还能发言吗?全体医院人员欢天喜地地鼓掌送他孤独地登上了手术台。

不幸,手术失败了。大家感觉失望,仿佛感情被大夫欺骗了。大夫也很遗憾,虽然手术已经无望,他还是站在手术台上,颤颤巍巍把那人的肚皮缝上。第二天,大夫被确诊为一只眼睛失明。

在这个事件中,谁是应负主要责任的?

群众又是怎么想的呢?

群众的想法五花八门。有怪大夫把握不大仍要上阵的,有怪大夫丢人现眼的,有怪大夫最后把肚皮缝上疑似逢场作戏的,有说大夫被医学院培养了这么多年就是应该任何时候无条件救死扶伤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善良的群众,依然支持大夫,说他是“虽败犹荣”。

我想无论是大夫,或是运动员,他首先是一个人,人就应当拥有应有的权利。选择工作的权利,选择医院的权利,选择是否上台的权利。来自高层的压力,来自周边舆论的压力,把他架上了手术台。他难道不知道手术很有可能失败而自己将从此身败名裂么?一些群众揣测他是为了奖金——他难道不知道自己从此身败名裂的后果比那一笔一时性的奖金严重么?可是从头到尾,他有的选么?那些强调医院集体荣誉高于一切的人,医院替你决定了你的人生,即使你已经艰难得走不下去了,医院仍然要求你燃烧到最后一刻。你们作为活的生命,甘心自己正当的权利被医院的荣誉压下去吗?还有那些器材提供商——你们难道不知道投资是有风险的吗?

以前从不能体会,苏格拉底为何能被投死。此刻真正知道,暴民政O治,就是在对同类的相互倾轧中产生的。

 

郭怡广他爹


    受小秋和大米的启发,看了一篇文章,叫辞职弃学去旅行?。里边提到了一个人叫郭怡广:

 
 
“前几天的百度大人大讲堂上,有一个人叫郭怡广, 196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自幼酷爱音乐,曾学习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16岁开始练习吉它。1989年,他和丁武、张炬一起组建了后来轰动中国摇滚乐坛的唐朝乐队, 2010621日出任百度国际媒体公关总监。他说了一句话——人应该有一个vocation(事业),更要有一个advocation(爱好),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两者的区别!”

 
 
我并不是要鼓励这样的价值观,我也还没有在爱好与学业之间找好平衡,不过我随后百度得知的一段郭怡广父亲对他的教育,摘录如下,与大家共享:

 
 
“父亲把家中3个男孩子放在同一间卧室管理,电视机锁上,三人意见统一才能打开,让他们从小体会民主。在儿子们的卧室中还有父亲专用的椅子,每天睡前他会走进来坐下,抛出一个题目交给儿子们辩论,比如民主荣誉友谊那时候他们最小的不到10岁,最大的不到20岁。父亲会训练他们做饭、做家务,竞争上岗;每晚一定要全家人一起吃饭;在家中举办打字比赛,有奖……

 
 
我读完的感想只有一个字:牛。

休去倚危栏


大约是这样的:



       

“复旦的
18
个学生
(
不排除个别校外,学校声称
10
名在校生
)
在领队并没有实际走过黄山未开发区域的
{
目的是【逃票】
(
好吧,至少他们美其名曰:冒险
)}
的前提下,天气状况极为恶劣的情形下,人手一支手电筒都不足够的装备不全状态下,被困在黄山深处了。唯一的
GPS
还因为这帮
NC
不知道下雨了要注意而掉进水沟里进水了。

       

好在
GPS
还能大体测出经纬度,手机也并不是完全没信号,他们发出了求救信号。据说
18
人里面有个女孩子的身份,类似于她爸是李刚。

       

安徽方面派出
200
警力前去营救。
18

200
。你没看错。营救成功后,他们完全可以在距离所在地很近的一个小山寺中过夜。不知为何,这些学生们执意要下山。对,天黑、雨大、气寒,路窄。

       

于是乎,一位民警,为了给某女生让路,错开身子抓住树枝的同时,由于树枝断裂,他不慎坠落。这位名叫张宁海的警员,
24
岁,不比你大多少。他还有一双高堂需要他微薄的薪金奉养。”


       

看完这篇帖子很难过,觉得各方面都值得同情。失掉生命的民警张宁海先生,让人油然而生强烈的遗憾与敬重,毕竟生命是世界上最可珍贵的东西。然而情感上不由自主会偏向复旦学生,让高傲而年轻的知识分子低头确是难事,而当心灵遭受震动的时候不能言语也是人类本能的自我保护,何况学校为名誉也会增加诸多限制,所以他们心里也一定不好过。

       
但是还是忍不住要抱怨,一个队伍
18
个人已属夸张,而且竟然不考虑天气变化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准备好出门必须的基本装备,作为一个知名学府的登山协会实在有点儿业余。

       
舆论多在于抱怨学生不守常规,没事搞什么探险装酷
……
但仔细想来,一个民族没有一点探险精神,连最年轻、最激进的大学生都墨守陈规,大概未来也不会有什么

希望吧。西方民族是海洋文化、冒险文化,他们对于世界的征服建立在无数前仆后继的海洋探险家身上,麦哲伦就是在环球航行中丧了命,但正是他的船队完成了人

类最伟大的探险之一
——
环球航行。而我们落后的原因在哪里,忘记了吗。我们的潜规则里总是过分强调良好的秩序,连法律中也是秩序多于权利。在这样的文化土壤滋养下,我们能走在别人的前方吗?

        有时候想来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玩的最厉害的那两年一路平安而且一路快乐,现在想来上一次背着大包在山里走大概是2008年了,不能不感慨时光如流水。这两年还是喜欢爬山,但就是背着小包爬爬小山,当天往返而已。

        前几天跟鸭子有一段对话:

        马小跳

嘎嘎,我想爬山。

        contrast

你可以听听Steve Jobs的斯坦福毕业演讲,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还有詹姆斯卡梅隆的TED讲演,也很理想主义。

        马小跳

你个神经病少装蒜,我想爬山啊。

        contrast

既然这样不买账,好吧。说实话,不好意思,你已经老的爬不动山了。


        更可恶的是居然还有一个跳出来说:

        星河

说的还真实在,就喜欢你这样的爽快人,哈哈。


        当自己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常问,为神马女孩子年纪大了都不出来爬山了呢?等我一晃到了“大了”的年龄,渐渐和她们有了同感,不仅平日里忙忙碌碌于自己的未来,心里也着实比以前更知道害怕和担心,何况缺乏规律的身体锻炼、体力也确实不济了。我们不知何时终于渐渐褪去了对生活、对未来、对梦想原有的期待,觉得生活不过如此。看吧,我也有妥协的一天,生活不过如此。休去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肠断处。

        还是要感慨,安徽民警张宁海先生,深深遗憾,深深感谢,深深敬意。

关于震后孤儿收养

       

        今天读南方周末,有一期专门谈震后孤儿收养问题的。简单说说。

        想收养孩子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他们大多家境富裕,没有生育能力,或者孩子若干年前种种原因去世了。所以地震发生后不久,就有许多意图收养孤儿的电话打进救灾办公室。

        震后生存下来的孩子,残疾的不在少数。许多中老年收养人人大老远跑四川,声称自己符合收养条件,家里别墅洋房小车都备齐了,结果一听说只有残疾孩子,纷纷大呼上当班师回朝。也怪不得人家,如果我是收养人,我恐怕也很难接受残疾的孩子。

        孤儿的亲戚们不愿意将孩子送给别人。一方面,害怕邻里街坊从此看不起自己;另一方面,每个孩子每年可以获得政府补贴八九千元,相当于四口之家全年种地收入。

        以上原因,导致震后孤儿真正被收养成功的没有几例。

        后来我又找到一个特例,这个故事让我感动了很久。

        一个九岁小男孩,父母在地震中双亡,他因在学校而安全生存下来,没有任何残疾,震后和爷爷、奶奶、舅舅、舅妈住在一起。全家靠舅舅浙江打工、以及舅妈在家种地的收入生活。小男孩放学回家,书包一甩就看电视,学着舅舅打牌、抠脚趾、骂粗口,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晚上跟大人们挤帐篷。舅舅有一天忽然感慨:“这兔崽子将来恐怕也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了?”

        后来,从成都来了一对中年夫妇,看起来很有教养,不凶,说话很温和。他们表达了自己希望收养这个健康的、在震后失去父母的小男孩的愿望。舅舅第一次学着他们夫妇柔声细语地说话,温文尔雅地介绍自己侄子。舅舅想到,如果把小男孩送到这样的家庭去,他将来一定不会走自己的老路。于是在若干次家庭会议的激烈辩论后,他决定,就当成做客一样,让孩子去成都夫妇家住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过去,当小男孩回到老家,舅舅舅妈惊奇地发现,孩子变了:不再打牌、讲粗口、抠脚趾了;每天要刷两次牙;跟小朋友去玩以前,一定把干净的白衬衫脱下来折好换一身旧衣服再走。当全家再次召开家庭会议时,舅舅郑重地问小男孩,你是愿意去成都跟着黄爸爸刘妈妈呢,还是愿意留在老家?小男孩没有回答,沉默。最后,舅舅忍着眼泪把孩子送到成都去了。

        我没有想到什么高尚的煽情的总结性语言,但是我真的很感慨。看见了吧,考研的人语言就这么苍白。唉。

        ps调剂一下气氛,今天我自习那个郁闷哪。坐在我左右手的两位老兄,拜托你们,生病了就回宿舍好好躺着,用不着这么刻苦吧。不停不歇地兮兮呼呼,两人在我耳边轮流不断,我听的,用当年CT的话说,“那叫一个烦人哪”。 我好心好意把自己的纸巾放在桌上,示意他们,你们可以用;结果人家一人从包里抓出来一大卷卫生纸摆在桌上,就是不肯擦鼻涕……保护生态没有这样保护法吧,精神文明不用这样搞吧。我从小最烦听到关于“某同学带病坚持上课”或者“某老师抱病坚决留守岗位”的宣传,小孩子本来抵抗力就低,坐那里上一天课得传染多少花朵啊!带病上课的老师更可恶,唾沫横飞……生病了就好好睡觉,刮台风了就赶紧放学,这才是过日子啊。

如果一辈子只有这一个特长

        从南开十四宿后门翻墙经过天大六村,右转顺着主干道一直走下去,就是科图了。在这段漫长并且黄叶飘飘的小路上,我遇见了一个伯伯,他很安静地坐在路边,摆着一个小摊,毛笔字帖砚台,自己戴着一副大而夸张的古老眼镜埋头写字,几张厚厚的宣纸叠在一起,拿膝盖当桌子。没有人停下来跟他说话,我在他后面偷偷站了好久,没有人问他买东西。可是他的楷书写得确实挺好看的。

        他就是这样谋生的吗?

        我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也许他可以去办一个培训班,专门教小孩或者外国人写毛笔字。也许可以给小商小铺写大字,写广告。也许可以开个小店,卖卖字画。还能干什么呢?

        如果没有这个特长,他会干嘛呢?

        也许会比现在有钱。

        但不一定有现在幸福。

强大的googl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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